童年和工作初期的经历
我是浙江绍兴人。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下度过的，虽然那个时候年纪不大，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头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腐朽，是有深切地体会的。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我们老家比别的南方城市解放得早，我们是四明山游击队解放的。我还记得很清楚，1949年游击队进来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中毕业班了，我到街上去看解放军。那个时候他们穿的还不是解放军正规制服，是蓝布制服，进来的时候胸口上写着“浙东人民解放军”。解放军部队举着我们党的党旗，在我们绍兴的中心地区把旗帜一插，就算是宣布绍兴解放了。当时绍兴不是个可守可据的地方，国民党部队早就跑完了，解放军进入城区，没有遇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阻挡和反抗。解放军进城以后秩序井然，马上就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宣传，对老百姓很好。和过去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比较，我的脑子里头就感到共产党就是了不起，从心眼里就拥护共产党，有这样一种淳朴的感情了。
1949年下半年，学校开设政治课程，开始接受党的教育，也开始慢慢懂得了为什么在旧社会的时候中国总是受人的欺辱，这就是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慢慢地对共产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一些革命的道理也开始懂得了。当时，学校要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的积极性就很高。因为我在学校表现比较好，所以青年团干部就把我推荐上去。我是学校第一批入团的。参加青年团以后，我也是积极做团的工作，在学习上、工作上各方面都努力起到带头作用，积极性也很高。
1950年，我就担任团支部书记了。我们学校里虽然有好几百的学生，但是只有一个团支部和二十个左右的团员。到1951年，我又担任团总支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当时几个学校联合起来有一个团总支，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团支部，团员也发展到三四十个。
在历次运动当中，包括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我都积极参加，要不是我那个时候才15岁，人家看我年纪太小，我都可能参加军干校了。我就这样一直留在学校里，上高中以后还做团的工作。1951年8月共青团中央为了加强全国各地城市的青年工作，从全国14个省市学校的团干部里抽调100多名团员到中央团校学习。当时绍兴共选了3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有一个在浙江团校出发前就被留下了。我们两个到了北京，去了中央团校。那位同志在参加土地改革以后，就保送到北京工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三机部，搞无线电标准化工作，上世纪70年代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曾经参加过联合国组织的相关会议。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又到安徽参加了两期土地改革，这是团校培养干部锻炼学习的一种方式。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又回到北京，团中央便分配我们这一批人到全国各地的基层团委从事青年工作。我被分配到了绥远省，当时第一批一起来的有6个人，有2位分配到呼和浩特，2位分配到包头，还有2位分配到陕坝。
来到包头后，我先是在团市委搞了一段“三反”“五反”运动的收尾工作，后来在工厂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不久，中共包头市委需要一名有文化水平的干部来从事党委的工作，于是我在团市委没几个月，就被调到了市委办公室当干事。当时办公室人很少，总共只有3个干事，1个搞调查研究去了，1个从事电话通知、文印等日常工作，我实际上主要就是为市委领导做些服务工作。我在市委期间曾经为2位书记服务过，第一位是郑天翔同志，但是没过几个月，郑天翔同志调任去了北京。之后，我又为第二位市委书记李质服务。
到了1953年的11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了包头市建设委员会，包头市政府也增设了包头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当时的市委秘书长是李红，他调任城市建设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他看我有些文化，他就问：“小任，你跟我去搞城市建设愿意不？”我说：“行，没问题。”1953年的3月，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我就调过去了。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去城建委报到，就直接从市委办公室扛起行李到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参加培训了。当时华北行政委员会在北京和天津举办了两期城市规划人员的培训班，包头就我一个到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参加城市规划的学习和培训。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后回到了包头，从此以后我就从事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工作。
老城区的规划设计
1953年，还有3位同志从市政府所属部门被派到天津去学习。他们从天津学习回来以后，我们一起为城市规划做资料收集工作，包括经济资料，社会资料，特别是水文、气象、地质、地震等自然情况方面的资料。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经济现状和发展情况做了些调查，这些都为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做了准备。当时包头的规划建设工作是由华北局指导的，华北行政委员会城建处的2位处长和工作人员也经常到包头，来协助我们进行城市规划工作，他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为包头老城区（现东河区）搞过一些规划设计工作。1953年下半年，当时包钢的厂址还没有确定，但是老城区为了迎接大规模建设需要提前准备。东河宾馆就是1953年开始建设的，到第二年年初就建成使用了，宾馆的南楼和原来的中苏友谊协会、市总工会、东百大楼、市党政大楼（后移交东河区）都是1954年年初开始建的。
当时我们城建委的规划工作人员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始进行老城区扩建地区的城市规划，主要是在南门外地区，西到西脑包、东到东河槽以东、北到环城路、南到火车站和京包铁路以南，这8.4平方公里的范围做规划安排，现在东河区南门外地区的规划布局就是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做完规划以后，我起草了一个规划说明书，拿去给李质书记审查，李书记用红笔对城市性质等内容亲自做了修改。当时确定包头老城区是以发展地方工业为主，建设铁路职工住宅区和支援大工业基地建设的后勤保障基地。后来包钢、617厂、447厂、铁路第三工程局以及后来的华建，都在东河区南门外巴彦塔拉大街北侧，建起了办公楼，南侧主要是铁路住宅区的楼房，这都是1954年建起来的。
1953年下半年我们主要是搞老城区的规划工作，对新市区主要是收集资料。到了1954年的2月，包头市升格了，机构设置、干部配备是按照准省级标准安排，苏谦益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当时高锦明、李质他们两位是副书记，这样一个市委领导班子开始建立起来了。原来包头的干部数量是很少的，一下子要扩大为一个副省级的城市配置，内蒙古自治区将高锦明等好几百名干部调派到包头，我们包头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局长、部长，各委办局、各部委领导同志和地方较大企业的领导同志，基本上都是由这一批调来的同志担任。
1954年在这些领导同志调来时，李红主任对我说：“小任，你拉个名单，我把自治区和你一块在北京学习的那批人给申请调到包头来。”我列出名单后不久，这些同志就都调来包头了。其中最主要的是沈复芸，是包头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主笔之一，她是北京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还有后来担任规划局局长的唐克家，以及黄莲珠、包兴武、李淑芳这5人，原来内蒙古派到北京学习城市规划的干部全数调到包头。
当时的军工企业都归二机部管，二机部成立了一个包头总甲方，负责在616厂、617厂、447厂三个军工企业选择厂址，后来616厂搬到大同去了。1954年的2月，二机部派员和苏联专家一起到包头选址，确定617厂和447厂（也就是一机厂和二机厂）建在包头。1954年4月，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派人到包头，来选包钢的厂址，当时包钢的厂址有好几个方案，分别是二道沙河、万水泉、磴口和宋家壕这4个地区。最后确定宋家壕地区的地质条件是所有方案中最好的，地形地势各个方面也很好，包钢的厂址就确定在宋家壕了，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当时，包头各大厂的位置确定了，从1954年4月底就开始包头新市区的城市规划工作。在此之前，1953年的7月，当时国家城建总局的副局长孙敬文和国家城建总局的城市规划苏联顾问专家穆欣一行随中央选厂的工作组就到了包头。为了配合选厂，穆欣在包头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这个方案我们原来有图，后来找不见了，我见过这个图。这个方案将包钢厂址定在万水泉台地（现在稀土高新区范围），一、二机厂厂址还是现在这一片，这个方案是和东河区旧城相连的，市中心的位置就在我们现在的党政大楼附近。后来包钢的厂址定在宋家壕地区，这个方案就不能实施了。
包头新市区规划设计的诞生
1954年的4月底，以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设计院为首在包头开始搞城市规划。除了城市设计院的同志以外，让所有搞城市规划的同志都提方案，我也提过一个。大家提的方案里大多数是把包钢的大门和一、二机厂的大门连接起来的道路作为城市的横轴，从西北前口子那个方向一直到万水泉现在的城中草原的道路作为城市的纵轴，城市朝向偏斜的布局。当时兼任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的高锦明看了这些方案以后提出意见，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城市布局多为坐北朝南，城市干道系统的方向决定房屋建筑布局的朝向，建议包头新市区的干道系统应以南北—东西正方向为主。这个建议得到苏联顾问专家巴拉金的赞同和支持，并亲自在东河宾馆楼上，用木炭条勾画了一个干道系统以正方向为主的草图。
1954年5月至7月，以国家城市建设设计院为主、包头城建委为辅组成规划组，移师北京灯市口大院，以巴拉金勾画的规划草图为基础，并在他的指导下展开新市区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城市设计院参加的是赵师愈、何瑞华两位，包头参加的是沈复芸、唐克家还有我共三位。当时包头是部署大型军工企业的城市，城市规划工作保密性很强，因此对参加规划工作人员的政治条件要求很高。赵师愈、何瑞华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沈复芸是北京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而且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学校秘密入党的中共党员，我和唐克家是共青团员。经过一个多月时间规划设计，以赵师愈、何瑞华、沈复芸三位主笔，完成布局方案初稿。其间，万里、孙敬文、高锦明三位领导都曾亲临现场与规划设计人员进行探讨并给予指导，并听取巴拉金的意见。
方案完成以后，报请华北局包头建设委员会讨论，又呈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审查。最后形成现今以阿尔丁大街南段连接包头站为纵轴，以钢铁、团结、友谊三条主干道连接包钢三座大门为横轴，呼得木林大街朝东北方向与617厂、447厂工业区相连，建设路朝东南方向与旧市区相连的新市区总体规划方案布局，并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的认可。
1954年八九月间，国家城市设计院正式设立包头规划组，由城市设计院贺雨担任规划组组长，包头城建委李红主任坐镇北京主持和领导这项工作。其间，通过华北局协调，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调来10名工程师支援包头，其中有五六名被派往上海参加由中国给水排水设计院华东（上海）分院承担的包头新市区给水、排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另外几名充实到包头规划组，参加城市总体规划。另外，又从天津大学分配6名建筑专业应届毕业生（史书翰、迟顺芝、孔令义、张孝禧、魏玉茹、魏啓祥）到包头城建委，清华大学和农业大学合办园林专业毕业的王璲从北京园林局借调到包头，山东农学院园艺系应届毕业生曹良钰、戚惕吾、王静皋分配到包头，他们中的五六位也充实到了包头规划组的工作。包头规划组由城市设计院八九名、包头城建委十余人组成，最多时曾经达到二十多人，在北京山老胡同国家城建总局大院展开规划设计工作。
从1954年8月至1955年5月，规划组先后完成了新市区各项城市技术经济指标的制定，进行各大企业布局、对外交通运输设施与城市规划布局的衔接，对城市居住区房屋建筑、园林绿化、道路广场布局的规划设计，以及为适应新市区各项工程建设开工需要，确定城市道路的坐标、高程、断面和近期部分修建地区的详细规划工作。
包头规划组开始编制的总体规划，是按照1954年4月由华北局包头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刘秀峰、苏谦益主持召开的会议上，确定“包头新市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暂定为80万人”的安排为依据的。1954年11月底，刘秀峰、苏谦益在包头东河宾馆召开的包头建设委员会会议上，认为原定的80万人口规模过大，决定减少10万人口，压缩为70万人，随后由国家建委确认。包头规划组按照会议决定，在压缩城市居住区用地的规模时，将新市区东北部的居住用地从包宁公路一线向南压缩1.1公里，包宁公路以南与住宅区之间作为617厂和447厂工业备用地。617厂和447厂为争取厂区靠近城市住宅区，便于职工上下班，1955年初经二机部和苏方设计部门同意，后又经国家建委电文通知，决定将两厂厂址和第二热电厂厂址迁移到包宁公路以南，即现在的厂区位置。当时已经铺轨到色气湾以东的环城铁路线也变更设计折向西南在新贤城设站，以便改变厂址后的三厂铁路专用线从该站运输。1955年5月国家计委、建委联合电文通知建议包头新市区城市人口规模远期暂按60万人规划，包头规划组又对城市居住用地规模做了相应调整。至此，包头新市区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编制工作暂告一段落。
河东河西规划之争
1954年10月，国家建委召开太原、洛阳、包头、大同、西安、兰州等七个重点城市建设会议。会上包钢党委书记陈守中提出要将包钢生活区建在昆都仑河以西的建议。1954年11月，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审查包头市新市区总体规划方案时，陈守中继续提出包钢生活居住区建在河西，617厂、447厂生活居住区建在河东，新市区分建两个城市的方案，但均未被国家建委采纳。会后陈守中又分别上书薄一波主任、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王从吾，坚持新市区分建河东、河西两个城市的方案。其主要理由是：（一）处于原子武器时代，把包钢和617厂、447厂的住宅区分建两个城市，可以加大防御距离。（二）包钢的生活居住区建在河西工人上下班不需要过河，对生产有利。（三）河西风沙较小，浮尘较少，对职工生活有利。（四）河西工程地质条件较好，采沙取土距离较近，昆都仑河可以不做防洪工程，桥梁可以少建，包钢剩余煤气供应生活使用也不必过河，能够减少投资。
为此，国家建委曾于1955年1月召集国家有关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河东集中建设70万人的城市和河东、河西分建50万、20万两个城市的12项基础设施工程的造价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河东、河西分建方案要比河东集中建设方案的造价高出11.5%。
1955年6月，朱德副主席视察包头。包钢党委在贯彻朱德副主席传达中央关于降低非生产性建设标准决定时，将尚未开工建设的楼房住宅改为平房，并将一部分住宅区建在昆都仑河以西的张家营子，河东、河西方案的争论显得十分激烈。国家建委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遂于1955年8月派出以国家建委副主任孔祥祯、国家城建总局局长万里为首，由国家各部委领导、专家，内蒙古自治区、包钢、包头市负责同志组成的18人联合工作组，以及由国家建委顾问专家克拉夫秋克、城建总局城市规划顾问专家巴拉金等各部委15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包头实地解决分歧。我作为工作组的服务人员，见证了五天行程的全过程。
联合工作组在包头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进行实地勘察，8月8日至12日又召开了三次会议充分讨论研究，听取包头市、包钢对各自方案的汇报，进行经济技术比较，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关于包头市城市规划方案讨论纪要》。《纪要》指出：“包头市城市规划自1954年4月确定包钢、二部两厂、热电站厂址及城市住宅区位置后，进行一年多的规划设计工作。后来因包钢的住宅区究竟放在昆都仑河河东还是昆都仑河河西有分歧意见，所以城市规划工作迟迟未能确定。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建委指示由城市建设总局负责，组织重工业部、铁道部、卫生部、水利部、中央人防委员会，及内蒙古、包头市、包钢等单位组成工作组，并组成苏联专家工作组。国家建委副主任孔祥祯和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亲自参与并领导这项工作。”
《纪要》在概述包头市和包钢双方对各自方案的论述，阐明各部委和苏联专家对河东、河西方案利弊评价和论证后强调指出：“包钢住宅区建在河东是正确的方案，是符合为工业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要求的。包钢住宅区放在河东的好处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风向较好，污染系数小，可为劳动人民创造健康的生活条件；二是便于若干年后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城市，集中使用公用事业和文化福利设施，便于劳动人民生活，投资也较经济；三是市政管理集中方便，管理费用较省；四是便利包钢和二部两厂居民的联系，包钢职工家属就业较方便；五是距离旧城较近，利用旧包头较便利；六是可以避免因改在河西建立住宅区而引起的必须修改包钢厂区总平面布置、铁路专用线的走向和枢纽站、包钢编组站位置，因而导致必须修改包钢初步设计，影响包钢的建设进度的情况。”
特别说明的一点是，《纪要》中说的第一条好处“风向较好，污染系数小”是特别重要的。过去在人们的印象里，好像包头就是西北风多，包钢的烟囱从河西往河东吹，对城市污染就重。实际上风向的污染系数是与每个方向风的吹风次数成正比，而与每个方向风的平均风速成反比。也就是说气象记录的16个方向中，哪个方向的风多，哪个方向风的污染系数就大；而哪个方向风的平均风速大，哪个方向风的污染系数就小，因为风速大有利于烟尘扩散。根据包头多年气象记录统计，尤其是在每年6至9月，人们的户外活动多，东南偏东方向的风是污染系数最大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嘎如泰苏木在包钢厂区的西北方向，曾因为包钢烧结厂长期排放氟化物烟尘，污染了那里的草场，使羊群得了牙病（氟中毒），包钢不得不给予牧民们赔偿。实践证明，《纪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8月13日，孔祥祯、万里又向国家建委党组和薄一波主任提出《关于在包头市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叙述联合工作组分别研究了建筑基地建设、水源和北部防洪等包头市当前建筑存在的主要问题之后，肯定包钢住宅区建在河东是正确的方案，并着重就河东建设统一城市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的意见。
联合工作组在包头解决城市河东、河西方案的争论以后，包钢党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把包钢住宅区建在河东，解决了新市区城市规划中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为草原钢城的诞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包头1955版新市区城市规划的批复
1955年9月24日，包头市委向内蒙古党委并转党中央呈报《请审核包头城市规划的请示》电报。同日，内蒙古党委致电党中央：“中央：转上包头市委请审核包头城市规划的请示电报。我们同意该电所提包头市城市规划的意见。”电报的附图是由我从北京规划组拿回包头向领导请示的，当时主管城市规划的高锦明书记正在呼和浩特开会，我又拿到呼和浩特请他审阅。高书记对包头的规划非常精通、熟悉，他审图时发现《近期修建范围图》上漏画了包头车站的两个街坊，指出这是不能疏忽的。我连声答应回北京让规划组立即补上。我十分钦佩、赞赏高书记，他比我们搞业务工作的还要认真和精细。我回到北京以后让规划组把漏画的近期范围添上，然后送到国家建设委员会审查。
1955年10月17日，国家建委党组向党中央提出对包头城市规划方案的审查报告，认为这个方案基本上是可行的，同意中央对该初步规划方案的几个问题予以原则批准。11月19日，中共中央以电报形式，对包头市城市规划方案作了批示，全文如下：“包头市委、内蒙古党委、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并重工业部、地质部、城市建设总局、水利部党组，内蒙古党委转报包头市委‘请审核包头城市规划的请示’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转报孔祥祯、万里两同志‘关于在包头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对该两报告的审查意见阅悉。上述报告中所提的包头城市规划方案、建筑基地的建设、水源及防洪等问题，对保证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均甚重要。中央原则同意该两报告的内容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的审查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按此分别遵照办理。”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复的城市规划方案。
包头第一版城市规划大抵就是这些内容。从现在来看包头的规划是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几代中央领导都到包头来过，从过去的董必武、谢觉哉，到后来的李鹏、温家宝，他们都对包头规划布局赞赏有加，觉得包头第一版规划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是适度超前的，布局各方面都很合理。所以包头的第一版城市规划在全国来说确实是很不错的。
优秀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基础
在中央批准包头的规划以后，城建委就撤销了，当时由建筑事业管理局和城建委合并成立了城市规划管理局。我在城市规划管理局当了一段时间规划科的副科长，后来局领导需要经常写一些文件，他就把我拽到秘书室叫我当秘书去了。所以后来我是规划还管一点，主要业务就是当秘书去了。城市规划管理局对贯彻执行1955年第一版城市规划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沈复芸的丈夫叫冯庄，冯庄也是北大建筑系的，比她高一届，从北京工业设计院调到包头的。还有严仲雄，他是1955年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毕业后就分到了包头，一开始分配到工程局，他说：“我是学城市规划的，包头有城市规划局，应该把我调到专业对口的单位去。”后来就调到了规划局。1980年，国家建设部把严仲雄要走了，他后来是建设部城市规划司的总工程师。城市规划局的规划科科长余庆康也是那个时候从北京来支援包头的，在包头待了几年后，于1958年又调到了自治区，在内蒙古设计院当总工程师，到80年代也调回中央了。当时，包头城市规划局有像严仲雄、冯庄、沈复芸、余庆康等这些专业人员，后来自治区的工程师很多都是从包头调过去的。另外当初从北京又调了4个工程技术人员（像李银元等）到包头，1956年又从北京建筑工程学校分配到包头6名工程技术毕业生，后来任规划土地局局长的杨占林就是那个时候来的。城市规划管理局除了秘书室以外，有规划科、工程科、地用科、建筑管理科，一共五个科室，大概有百十来名干部，除了些领导和行政工作人员以外，从事技术工作的占了四五十位，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
当时规划工作是继续进行近期修建范围里的各类建筑和市政公用设施布局、实施，供水、排水、供电、邮电等许多设施都是要按照城市规划进行布局，做道路断面、管线综合设计、土方平衡等。在规划局时期，对于详细规划和规划的实施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总图的管理、北郊工业区和包钢厂外的管线规划，以及整个的布局规划，都是通过规划管理来实施。正是在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里，通过城市规划管理全面实施了第一版城市规划，除了张家营子，其他布局全部都是按照规划安排进行布局的。尽管1958年大跃进时期包头的规划建设秩序有点乱，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造成很多的破坏。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确实对包头规划冲击很严重，像少先公园、哈达公园被挤占盖了房子，林荫路绿化带是军管期间给占了。在整个建设时期破坏是有的，但是总的布局没有被破坏，这和一五期间城市规划的管理严格实施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住宅、园林绿化、道路建设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大发展的。进入本世纪后，已经是第四轮的城市规划了。第二轮城市规划修订是80年代开始，但是到了90年代才批的，规划期限是到上世纪末。从90年代开始，国务院通知迎接新世纪要有新一轮的城市规划，所以从1996年开始第三轮规划。这第四版规划是从2006年开始编制，直到2014年才上报，规划期限到2020年。第五轮规划现在又开始编制了，特别是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以后，对城市规划各方面的概念又进一步发展了。
作为包头的变化来讲，改革开放以后是一个大的变化时期，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了，城市维护建设的资金逐年增加，房屋建筑和各项基础设施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本世纪初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以后，住房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包头整个城市的面貌变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真正整个城市面貌发生巨变的应该是在本世纪以后。现在包头中心城区的锅炉房烟囱已经全部拆除，个别剩下的也已经停止运行了，不冒烟了，包括阿东热源厂和青东热源厂，90年代建设的区域性大型集中供热锅炉房的烟囱都拆掉了。包头现在是由周边的八个电厂进行城市集中供热的，我们集中供热的普及率达到93%。在本世纪以前我们的集中供热是以热电联产和区域性锅炉房为主的集中供热，其他都是分散供热，好多平房都还是小火炉取暖，集中供热率还不到50%。现在我们是以热电联产的集中供热为主，以各种清洁能源例如天然气的壁挂炉、地热泵，还有太阳能为补充的供热体系。市政府确实下了很大的力气，这对于城市人口超过200万的都市区是很难做到的。电厂要烧煤，用电磁净化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温室气体等都下降到最低的程度。
我们很多市政工程设施，特别是地下管廊的建设，过去想都不敢想这个，至少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国外有地下管廊建设，就是一个管廊里头各种管线都有了，维修也都是在里面进行，当时在日本、美国都已经有了。但是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我们搞不起，老百姓老是批评“拉锁马路”。但是你不挖开马路能怎么办？今天供水有投资了，建一条管线要挖开马路；明天供热管线出了问题，也需要挖开马路。那个时候我们建不起管廊的根本问题还是经济不行，等我们的城市有钱了，这样就有条件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了。
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城市供热、燃气、供水、供电、道路、桥梁、路灯、城市的防洪、排水以及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广播电视等，这些都与我们自治区的其他事业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设施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了。
一生的感悟
我对党的感情打心眼里说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党感情也是从参加工作以后一次一次的运动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我的成长与到包头来的时代背景和机遇关系密切。一方面，我到了包头以后，很快到了市委办公室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市委首长们的言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对我的教育和各方面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我也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对领导交代的工作都是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去完成。1953年国家决定建设包头工业基地，市政府设立城市建设委员会，培养城市建设的管理干部。市委领导同志选拔我到北京培训学习，回来以后我成为了城市建设上的业务骨干。正因为有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所以我才有这个条件和可能在包头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1953年底，苏谦益同志还在内蒙古工作，但是已经确定要担任包头市委第一书记了。当时李质书记在呼和浩特开会，他通知我们，让城建委把旧城扩建地区的规划图纸和说明拿到呼和浩特去汇报，城建委派我去了呼市。当天傍晚上我在呼和浩特宾馆找到李书记，李书记见我后说：“小任快来快来，我这有两个床位，今晚你在我这睡吧。”安排好住处又带我吃饭，晚上他领着我到苏谦益同志的办公室做汇报。汇报完以后，苏谦益同志同意这个规划安排作为今后旧市区发展和规划建设用地的依据，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的办公室。向苏书记汇报完后回到宾馆，我和李书记在一个屋里住了一晚。我那会儿年轻，睡觉睡得比较沉，那时北京到包头只有一趟火车，到呼和浩特的时间是早晨六点多钟，所以我必须在五点以前起床，才能赶到火车站坐上这趟回包头的火车。凌晨，李书记就喊我：“小任，快起来，到点了。”那个时候是冬天，天还没亮，李书记就把我叫醒了，我起来就赶快往车站走。在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里，上下级就是这样一种关怀照顾、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在市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一直为李质书记办事服务，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对我教育很大，对我改造自己世界观和今后的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领导干部的作风为我树立了榜样。我认为做人、做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就应该时时刻刻想着为人民服务，时时刻刻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这个南方人过去不知道小说里写的飞沙走石是什么样，来了包头以后才知道了真正的飞沙走石，刮大风时小石头会打得腿很疼。我们50年代来的时候，到了四五月份每天下午就刮风，风沙迷眼。那时候商店卖风镜，我记得1956年的春天我买了个风镜，密封非常好。有一天我到一机厂的厂区工地去，有位苏联专家看着我的风镜说：“你这个风镜好啊。”他很喜欢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包头没有卖风镜的了，有自然气候条件变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植被好了、风沙源治理了。包头现在的绿化各方面情况真的是很不错了，比如赛罕塔拉城中草原，在全国是独此一家的。虽然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省区都有草原，但是在城市中间有上万亩的城中草原，在全国其他城市是没有的。
像我这样50年代就到包头来的人，对今天这种设施条件我是十分满足的。今天的包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建设和城市各项设施建设确实是进步很快、变化很大，老百姓的幸福感确实是增加了很多。
我在包头已经生活了65年，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包头，因此我对包头很热爱。我在老家绍兴还有房子，是家里老房子拆迁后补偿的，家乡人都叫我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了，我对包头非常热爱，我就待在包头了。”我愿意在包头度过我的余生，而且我对包头今天的环境、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受访者简介】
任念祖，男，汉族。1935年4月生于浙江绍兴，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4月，由中央团校分配到包头，先后在团市委、市委办等部门工作。1953年3月调到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工作，后一直在城建系统工作，1986年任市城建局副局长，1995年12月退休，享受正县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