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桂林，男，汉族。1935年出生于山西阳泉，1948年参加工作，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到绥远省，12月随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来包头接管城市，后在市委办工作。1954年调到包钢，先后在办事处、耐火材料厂、知青办、政研室、经济研究所、党委办等单位部门工作。1984年任包钢党委办主任，1994年离休。
城市接管之初包头社会状况
1948年9月，党中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九月会议”。九月会议上提出：要给解放的城市准备一批干部，选调一批干部早做准备。紧接着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到了对待国民党的残余有解决办法，就是三种方式：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武装解决；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和平改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绥远方式。绥远方式就是和平起义，要在相当时间围而不攻、围而不打，给这些部队留一定的时间让他们转变立场，转向人民方向，然后我们抓紧做工作。因为绥远西边的宁夏已经解放了，东边的张家口（察哈尔省）也早已经解放了，所以绥远这一块儿就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就是要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绥远和平起义是1949年的9月19日，国民党将领董其武发动起义，并在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从河北、山西调集一部分干部，还有一部分是咱们原来绥远老解放区（东部区）的一些干部，一起准备接收呼包二市。丰镇当时是中共绥远省委、绥远省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就在丰镇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进行军事化的集训。集训主要是学习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绥远方式的特点和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学习应该注意什么、怎么做。另外，当时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了，共同纲领也颁布了，我们就学习共同纲领，学习毛主席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反复学习主要是武装头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熟悉当地的情况，熟悉绥远各个方面的情况，所以当时绥远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都给我们作报告。做报告的场所很简单，就是在一个露天的大操场里边，也没扩音器，就那样还给做报告。还有就是进行入城教育，纪律教育。这个强调得很厉害，因为1949年毛主席写了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所以那个时候对纪律的强调很严格，入城纪律强调得很多。
就在我们学习的基础上，1949年的12月23日，包头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率领我们来了包头，当时来的有150人，名义是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1949年的9月份先在丰镇成立了中共包头市委，那时候就明确郑天翔同志就是包头市委副书记。1949年的11月份，包头市委根据中央和绥远省的指示在丰镇就制定了入城计划了，还制定了工作计划。到12月23号，我们就正式组成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一共150名同志，在郑天翔同志的率领下，从呼和浩特出发到了包头。我们是下午3点多从呼和浩特上的火车，到包头是晚上10点多，就这么一段车程走了这么长时间。当时进来以后明确任务就是要全面接管包头市的党政军大权。中心任务有两个：一个是要实行“两化”，就是地区要实现解放区化，军队要实现解放军化，这是“两化”；另一个就是改革旧制度，建立新秩序。这是当时明确提出的要求。另外根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党的城市工作的根本方针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以大家很明确，就是按照这个方针走。
但是进来以后，包头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以为包头早已经和平解放了，秩序各方面应该比较好一点吧，但是绝不是那样，进来以后的包头是非常混乱的，敌我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当时我有个感触：这个城市要是真的是武力解决打下来的，反而还好，因为敌我很明确。然而和平起义以后它的斗争性、长期性、复杂性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当时我们进来包头以后，从工作团也好，从包头市委来说也好，如何从一个“大乱”的包头到“大治”的包头这面临着很多艰巨的任务，而且困难重重。“大乱”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土匪特别多。我们进来以后经常会有土匪抢劫。曾经有一次，土匪一夜之间抢了9家商店，甚至把包头市商会会长、广恒西的总经理给绑架了。后来他诉苦说，土匪把他都“请财神”（土匪黑话，“绑架”的意思）请走了，请走后土匪向商户要价，然后商户出钱才把他赎回来。土匪经常一进到市区就要骚扰百姓。
第二是叛乱。这个就更危险了。国民党起义部队里边大部分是投向人民、倒向人民政权的，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当初起义的时候就是反动派，所以他们的立场根本没变，就搞叛乱。有时候成连成营的叛乱，白天看着是解放军，到晚上拉出去就叛乱了。叛乱多严重呢？我们进来的时候，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改编，在部队里我们都是派的政治工作人员、指导员、教导员等等。但叛乱部队一夜之间就把咱能派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打伤了9个，然后拉着300多人就叛变上山了，上山以后实际上就是当土匪了。叛乱到了什么程度呢？先后有60多次叛乱，就是起义部队反动人员的集体叛变，一共有三到四千人叛乱以后上山为匪了。主要原因一个方面是他们立场没有改变，另一个方面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撤的时候就有计划地把一部分特务安排在这些部队里了，特务对部队进行教唆煽动。最典型的就是36军的军长刘万春，九一九和平起义签字的时候他也签了，但是他是公开地叫嚣反对起义的。直到解放以后我们进了包头，刘万春的军部在城里住，部队在城外住，他经常进行捣乱，他派出他手下的一个营长到香港和国民党的特务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系，他给蒋介石写了效忠信，然后让他这个营长带去，还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他们是想着里应外合（反攻大陆），还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以后可以如何如何的。所以国民党就委以他重任，让他当西北、华北反共自卫军的军长。所以说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看得很清楚，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为了做起义部队的工作，就给36军派了一个康政委。他和市委的关系很密切，和郑天翔同志交谈很多工作方面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做刘万春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郑天翔同志特意把刘万春请到我们市委大院宴请他，然后跟他说明情况，尽量争取他能够彻底转变立场，但是这个人确实是顽固到底的，后来中央决定把刘万春抓捕了。
再说特务。当时破获的特务组织大大小小有30多个，缴获特务的电台有60多部，特务有三四百人。特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原来国民党的一些特务机关，起义以后有一部分撤走了，但是有一部分就安插下来了。还有一个方面特务是什么呢？这个地区解放最晚，有好多华北地区、还有河南的特务没有地方去就跑来包头了。跑到包头以后好多特务表面上看是经商搞买卖的，实际上就是特务。像当初包头有个悦来客栈，还有绸缎庄、茶叶店等等有好多特务。那时候包头（今东河区）有个市民大药房，我记得后来在公安局材料中看到，那个大药房就是特务联络点。特务主要是搞暗杀，搞造谣、破坏活动，经常出来。当时我们还没搬到红万字会巷，我们刚进城的时候在中行街，中行街就是通顺街西面的一条街，是个南北走向的巷子，旧中国银行绥远省分行的那个行址，所以它叫了个中行街，那儿正好是九一九签字的地方，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市委是在那儿。有一天晚上市委墙外面忽然响起枪来，“叭叭叭”连打了好几枪。因为当时很警觉的，工作人员一般都配枪，领导人有警卫员，我们每天晚上还要站岗放哨，有固定岗在房顶上，有流动哨在大院里来回走。打枪的时候，我们一听就出来了，看见郑天翔同志已经拎着手枪冲出来了，我们几个“小鬼”听见枪响以后也往院里跑，跑出来以后郑天翔同志喊了一声“你们出来干什么，快给我回去！”勒令让我们回到屋里，可是他却站在外面，面对着危险。当时特务们是打冷枪，因为市委门口有警卫的，他们就是为了制造一种紧张的局势。特务抓了不少，而且是反反复复开展工作。我们刚进城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统一行动，我们的人本来就少，我们带进来的人也很少，公安部队就带了一个连进来，一个连进来还是分到公安局一部分、市政府一部分、市委大院一部分、人民银行一部分、人民机构一部分。这样分散开以后，真正在市委大院里的警卫部队还不到一个排。基本上是把入城的这些同志编成组，然后明确分工任务，清点好人数，布置好工作，把暗号口令等等一切都布置清楚了以后，到了晚上全市戒严。戒严以后就行动抓特务，抓毒贩还有恶霸。那时候行动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其中一个公安战士一个街道干部，街道干部就是积极分子。到了抓捕地点，院墙外边放一个哨，进去以后公安局就负责抓捕，我们就负责宣传政策，做他（特务）家属的工作，做当时院里一些围观群众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方针，为什么我们要抓他们，抓的时候也是在证据确凿的时候抓的。这项工作确实做到了稳准狠，稳准狠地打击了特务。当时被抓人的家属情绪分两种，一部分还是比较理解的，因为我们一进城就宣传了好多，抓捕时又通过当面给他们做解释工作，说这是他们个人问题，不会牵连家属，接下来把政策都给他们讲得很清楚。还有就是胡搅蛮缠的，不让带走的，拉住腿的，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就是跟着他们入户，入户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领导考虑到我比较小，后来就把我留在市委机关，这就很照顾我了。他们在出动的时候就把我留在了指挥部负责传令，到抓捕行动结束了以后，让我骑着自行车下达命令解除戒严。我骑上自行车就从东门大街、解放路、胜利路、和平路沿线对每一个留岗哨喊一声“解除戒严”，因为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多少通讯工具，就是靠嘴。这是特务问题。
还有就是反动会道门，最典型的就是一贯道。这个一贯道不是单纯的封建会道门，它是受国民党特务控制的反动的会道门，专门和人民政权为敌。经常造谣生事、捣乱破坏、威胁道徒。后来我们取缔一贯道，明确地把坛主和点传师以上的骨干抓起来集训，通过发动道徒来进行揭发，凡是有罪恶的就依法惩治，凡是一般的就通过教育以后释放。但是当时一贯道经常造谣生事，他们掌握着一部分信道的群众，信道群众如果再扩散的话我们的群众基础就很差了。
还有境外的反动势力。包头有一个天主堂，天主堂有圣母教，这也是个反动组织，圣母教就是耶稣天主教里边的一个反动组织，也是与人民政权为敌的。我们打击圣母教会时，挖出了境外势力对包头的渗透。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包头解放得晚，散兵游勇大概有四千多人，再加上有逃亡地主，有逃亡过来的特务、恶霸等等，还有无业游民，这占城市人口将近3万人。这是一个很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也经常捣乱。我那时候小，不知道我家乡阳泉有个人名叫杨江。他给日本人当过特务，抓过当时我们山西老家的八路军和地下党员。这个人等阳泉一解放就跑了，我们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结果就是阳泉来的一批干部，有的老干部认识这个人。在包头的街上看到了这就是当年在阳泉的那个特务杨江。后来就这样才把他抓起来，押送到山西以后才把他惩处了，所以说这个斗争也很激烈。
还有旧社会留下一些余毒，一个是妓院，妓院有200多个妓女，年龄最小的有十四五岁，还有被逼为娼的。另一个是毒品，包头、萨拉齐这一带种大烟洋烟的很多，所以说毒品非常泛滥，将近10万人口的城市，有1万多烟民。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发出布告，戒烟戒赌、禁烟禁赌。首先凡是烟民都要进行登记，对于烟民进行强制戒烟，人民政府成立了好几个戒烟所，强制戒烟。再就是毒贩，有200多个毒贩，而且是大毒贩。我们有时候晚上行动就是抓毒贩。另外就是一些郊区种大烟的地方，我们发动学生，当时主要是中学生，包头就有两所中学，发动中学生下乡去铲洋烟。因为当时市人民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了，铲除种植的洋烟一苗不留，这都经过代表会议通过的，所以就是一方面铲除种烟，一方面戒毒。这样治理以后，治安才比较好点。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抽洋烟的人到处都是，就在饭馆里，我们经常看到有的人在炉子旁边哆哆嗦嗦地抽大烟。当时国民党的兵抽烟，国民党的官员也抽。所以以我来说，当时包头这个斗争形势是非常激烈的。当时街上的烟馆也比较多，大概的位置一片儿在和平路原来叫作西街，一片在市委院拐弯处附近和平路的北头，还有财神庙后来咱们叫作民生街的地方，还有西脑包，这些地方烟馆很多的。
包头当时还有一部分就是恶霸把头，恶霸就是地痞流氓，把头就是各个行业里的工头。把头对人的欺凌压制是很多的，一些厂子里边，像皮革厂、发电厂，这些厂子都有把头把控着。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展了反把反霸的斗争，这样工人才能够彻底解放。这个运动也就是持续了大约有一个季度，因为这个把头是相对暴露的，比较集中。
另外，我们一进城以后特别注意发动群众，我们找积极分子，积极分子给我们提供情况，这是在1950年开展的。这个斗争对从政治上解放工人，从精神上解放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工人撑腰了，这样工人就可以大胆地工作了，大胆地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大胆地反映情况。这一系列的运动大概持续到1952年，最紧张的是在1950年，但也是收获最大的，到1951年以后就稍微好一些了。1951年到1952年基本上就是向“大治”过渡。
当时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废除保甲制。我们进来以后就要把保甲制度、把国民党原来基层的基本政权彻底摧毁。上级把政权起义人员按照“敌”“我”“友”进行分类，政权组织实际上就是“以我为主，加傅之人，行我之政”的模式，省级政权组织基本是这样的。上级还得考虑，因为都是起义的人，起义的人都是朋友，他们绝大部分人的立场还是有改变的，倾向人民。所以我们的人一般是正职，他们（起义人员）一般是副职。像原包头市市长，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原来的市长就让他当了教育局的局长。董其武的一个副军长叫王金泉，他原来是35军的副军长。35军在新保安战役被全歼了，把王金泉俘虏了。九一九起义以后，董其武提出来说能不能把王金泉调来包头。我们从统一战线角度考虑就同意了，将他调在包头也按照起义将领对待。他是个国民党的少将，调来后就从包头副市长做起。其实后来改造之后立场还是很有转变的，和我们工作团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起义人员有一部分是特别真心实意的，他一看国民党确实是穷途末路了，而且我们的感召和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再加上傅作义做他们工作，董其武也做他们工作，这就好得多了。绝大部分起义人员都是自觉地接受改造，自觉地站到人民的立场。
城市接管之初包头经济状况
当时的经济状况太差了，入城的时候包头只有9盏路灯。路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包头的老火车站到城南门的这条路上，这9盏路灯就是包头所有的路灯。树有多少呢，树只有行道两边的36棵，这就是我们当时进来包头的状况。当时物价飞涨，人民银行先进来的，人民银行进来以后就废除国民党的旧币，然后兑成我们的新币，做了一些工作稳定了金融。但是由于当时物资非常匮乏，包括老百姓的口粮都保不了，当时老百姓吃的主要就是小米、糜米、莜面、土豆这些。但是不够吃，又种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搞了物资交流，把陕坝、五原那一带的粮食运来包头。但是当时运在包头的前提是必须剿匪，假如不剿匪，城市就是个死城，进不来也出不去，就是这么个情况。在讲好了条件后，物资就运进来了，所以当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关于剿匪就是我们自己的人、自己的部队负责，我们的内线有意识地打入土匪一部分。还有就是靠当地的一些情报人员，当地人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然后主要靠解放军。22师来了把起义部队36军调防到河北衡水了，调防以后，有一些人还不老实，还没有根本改变立场，在河北地区那就是老解放区了，他还搞叛乱，结果让河北地区的民兵就把他们给治了。后来这支部队让董其武将军带着去抗美援朝了，负责修铁路运输线。
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是我们进来以后国营的几大公司就来了，有粮食公司、百货公司、土产公司、皮毛公司、医药公司等等，这些保障基本民生的公司都来了。但是当时好多物资都比较匮乏，郑天翔同志就专门去北京请求支援。后来我们这些百货公司随着治安的逐步好转，物资交流又开始了，经常开物资交流大会。几大公司来了之后市委是非常重视的，给他们创造了好多条件，而且把很多同志都吸收为市委委员，经常跟他们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事。
那时候包头不光是住着包头市政府，伊盟公署的办事处也在包头，就在中行街的北头，和原来国民党的法院离的挺近的。那个时候包头市还没有和包头县合并，市是管市区，县是管郊区。包头县的县政府在包头城里北梁那儿。当时包头县的县长叫罗文龙，进来以后郑天翔同志也主动和他联系，罗文龙同志也经常去市委，后来才搞市县合并。摧毁保甲制以后，就要建立我们的基层政权，建立我们的基层政权就是建立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我当时就是参加的居民委员会，我下去工作了，具体地点就是在北梁那儿，所以北梁那一片我都比较熟。市辖区有三个区，就是一、二、三区，一区就是东门大街财神庙这一带，二区基本上就是市中心这一块儿，三区基本上就是西脑包这一块。后来又成立了一个郊区，就是邓家营、薛家营这一带。区政府的建制是我们一进城就建了，区政府里没有什么起义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人。起义人员在市政府和局里，一般我们是正职，起义人员是副职，科级人员配备就是根据情况了，有的科级他们是正职我们是副职，有的是我们是正职他们是副职。所以当时我们进来150多个人不够用，怎么办呢？就是大量地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市委办了训练班，训练班的对象就是中学毕业生或者是在校的中学生。
王雷震当时是包头市警备司令，她妹妹叫王雷英，后来我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各届人民代表大会也得有一些代表人物，所以把他妹妹也吸纳进去，也是人民代表，后来在教育中发挥了作用。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对高层有高层的政策、有高层的办法，对基本群众有对基本群众的办法，就像刚才我说的培训班。郑天翔当时一天最多讲了6场报告，到学校到小学校园、到工商界、到工厂里，就是发动群众宣传我们的政策。郑天翔23日到了包头，27日就到了包头铁工厂。因为当时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当时包头产业落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但还是有一些工厂，面粉厂、淀粉厂、发电厂、铁工厂、皮革厂、自来水厂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厂子。我们就在这里边做工作，边发动群众，然后把干部都分下去面向群众做工作，把群众紧紧团结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成功，而且从这里面发现了好多积极分子，最后培养成了骨干然后吸纳到政府各部门。要不然光靠我们150个人根本不行。外派干部的纪律在入城时候就规定了，下午5点钟之前必须归队，出行必须两个人结伴，不能一个人单独活动。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工作团穿两种衣服，我们蹲机关穿原来国民党仓库里弄出来的棉衣，是土黄色的布棉衣。青年团、妇联、工会、还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他们的是黑布白底儿棉衣，这样的穿着便于接近群众，要不然穿上那个土黄色的容易造成误解，他们会以为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那时候我们蹲守的人想不通，进城以后就把那些衣服都拆了，拆了以后又用颜料把它染成黑的蓝的，然后自己用针缝上。
当时郑天翔去铁工厂调查研究，是带着警卫员骑着车子去的，他日记都说了。当时的路是上坡很费力，他老人家又有痔疮，一累了就更不行了，特别又是骑车这样的。那时候别人都去了工厂、学校，我留在机关有点不愿意，因为想接触群众，当时留在机关就是收报纸、接听电话、传递消息，所以有点闹情绪。郑天翔发现以后和我们的市委组织部部长霍长春交谈说了，让做我的工作，让我安心工作。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知道后确实挺感动的。六中全会的时候提出了党内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我听了以后心里热乎乎的，这称呼的改变绝对不是一个称呼的改变，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是一种职场文化的改变。那时候我们叫他大老郑他还挺高兴。他比较随和，所以他布置的工作任务我们都千方百计地完成。当时下去的同志回来的时候晚上要做报告，每天晚上开完会回来很晚了，基本上都是十一二点才能散。白天基本上都是下厂了解情况、发动群众，晚上回来开会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分配任务，几乎天天都是这样。那时候干部热情非常高，我们有时候就吃两顿饭，就在院里吃，也没有餐厅、大伙房。进城那天晚上，我们在中行街住的屋里什么都没有，空空的，连郑天翔也是住地板的，都睡在地下的，后来才有了床板桌椅。
当时的基层党组织不公开，一直到1953年，我们150人来的时候党员就60多个人，有时候开全体党员大会就在市委院里开，我那时候负责签到、打电话这样的事。当时有秘密入党的同志也是需要经过党组织。这些同志也都需要递交材料，而且这些程序都是比较健全的，但是那时候重点就是在工人里，特别是产业工人里边，还有就是在店员里边发现不少积极分子，再就是在街道、学校里发现不少积极分子，把他们吸纳进来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时抓经济、抓生产做了好多工作。刚进城时候，比如发电厂的锅炉检修郑天翔都要到现场去看，发电厂的锅炉检修的进度都要列入市委议事议程的，就是高度重视。那时候市委一再强调，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发展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这个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以所有这些厂子市委领导几乎都走过，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市委领导们经常在研究发展生产的问题，包括郊区的农业发展生产也经常研究。
发展郊区农业生产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在怎么样更好地发展生产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记得当时郊区选了一个劳动模范刘日庆，是积极分子，在土改的时候表现很积极。本地的土地改革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当时和后来的土改我们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工作各方面经验也比较多了，而且全国都解放了，对敌斗争形势不是那么严重了。当时包头的地主也比较少，这边就是和平土改，就是按照政策把多余的土地收回分给贫下中农，所以说压力不是很大，土改大概用了一个冬天，到春耕的时候，就是从1950年冬天的时候开始，到1951年春天的时候就完成了。那时候包头专门组织了农会，农会的主任就是李红。李红是进城时秘书室的主任，他后来是建设局长，再后来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那时候就是专门抓土改的。
城市接管之初包头各类人员情况
他们当时成立了一个学习团，就是集中起来在中山堂那里培训。因为他们还有工作，每天一般就是培训半天，这项工作也是一进城就做的，大概做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主要是宣传我们的政策，再后来也就没有对起义人员进行大规模的培训训练了，慢慢就和我们融入在一起了。
那时候包头驻防国民党部队是36军，有好几万人，都在东门外291医院周围，291医院原来是国民党的后方医院。这里还闹了个笑话：我和市委的一个同志进了包头了，两个人挺开心、挺兴奋，有个周末我们还带着工作团的那个胸章骑上车子就真跑在东门外去了，在东门外一看那些人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衣服，我们还挺放心的，以为这是真正的解放军。结果回来以后挨了领导好一顿批评，说那儿都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聚集的地方。当时很幼稚没有把斗争想的那么复杂，以为都是人民解放军，不知道是国民党起义部队驻扎在那儿。后来就把他们调防了，调走了他们以后来了22师，到那个时候整个形势就好多了。
当我们做完这些工作后，市民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好。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做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但是市委和郑天翔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一方面抓生产，一方面抓民生。所以当时把国营公司引进来，把城乡物资交流办开，把禁烟禁毒搞了，把妓女集中进行了培训，给她们治病，治好病以后，愿意回家的回家，不愿意回家的帮助她们找工作。回家就是回老家，因为她们有部分人是被逼为娼的。我在民生街搞民主改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街道积极分子姓孟，以前就是妓女。但是我们很信任她，放手给她工作。她也很积极，我当时想：她就是在最底层的时候受压迫，等到解放了以后把她当作人来看待，而且对她那么信任那么依靠，她的积极性真的是无限的。后来她在民生街的工作搞得很好，再后来我们就把她培养成街道主任，那时候在我印象中她快三十岁了。妓女当时集中学习的时候是在吕祖庙，咱们妇联主任负责培训，和她们谈心交心做工作，让她们倾诉自己的苦处，后来她们慢慢一点一点地觉醒。后来这一批人中有在工厂中当工人的，也是很优秀的。她们在吕祖庙学习也是一个冬天。我们妇联干部就是和她们同吃同住，那时候的妇联干部我也挺佩服的，那时候阶级情、姐妹情是很感动的，而且妇联干部认为这些人更应该得到解放、更应该得到她们的关爱。我们那时候对这些最基层的受压迫的这些人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爱。
对于从外地逃亡过来的国军、恶霸地主及无业游民，我们进来以后搞了三个改革，一个是土地的改革，一个是民主建政的改革，民主建政改革就是废除保甲长制，还有一个就是户口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户口改革就是我们一进来就搞了一次人口大清查，清查出来有3万多问题人口，然后再逐个摸底，有些是因为生活所迫逃离过来的。后来经过一个个初步的筛查，该惩治法办的惩治法办，该给他上户口的上户口。司法制度也是一样的，进来以后实行我们的司法制度，原来旧法院那套国民党的法律制度完全废止。当时我们接收法院的时候，我们的人并不多，大概有十个人，大部分还是国民党旧的司法人员，但是他们得执行我们新的法律制度，经过一段时间就转变过来了。后来郑天翔同志又从政法大学要过来一些人从事法院工作，他们有些人员是很起作用的。
对绥远和平起义和郑天翔的回忆
绥远和平起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从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是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因为战争毕竟是要伤亡人的，毕竟战争对物质各方面都会有摧残的，要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且当时形势就摆在那儿了，如果是在敌强我弱的时候，咱们根本做不到，他也不会接受。必须从外围方面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气势，兵临城下了这么一个气势，再加上我们的工作，这样就会促成这个局面。和平起义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宁是都有好处的，所以我说绥远方式就是独树一帜的方式，但是当时绥远方式没有经验，不像天津方式，当时打下来马上成立军管会开展工作。绥远方式就得需要逐步摸索，怎么样做起义人员的团结改造工作。当时也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董其武将军自己也办培训班。所以说从历史上看，董其武还是个特别爱国的将领，这里边傅作义、董其武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京和平解放的时候绥远还没有解放，中央派傅作义来做这些部队的工作，他就住在皮革厂。傅作义坐着飞机到丰镇，我们当时都知道是傅作义过去了，因为那时候绥远省委经常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当时就是两手准备，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起义，我们接收包头、归绥；第二种方式就是考虑武装解决、战争解决，做两手准备。要做两手准备，我们队伍里边的有些人不理解。我们队伍里边也有开小差的，我的一个同乡，他比我们岁数都大，将近有五十岁了。拉家带口都在老家了，他一个人来到这儿，生活环境的苦倒还是可以吃得下去，就是一听说要做两手准备，他思想就斗争了好多天，后来他确实是开小差跑了。晚上点名发现没有他，我们的领导就赶快派我们几个到丰镇火车站，到火车站一看也没有，就给阳泉那边联系说他可能已经回去了。但是当时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和平起义的方式比较可能。
那个时候思想工作做得很紧的，像我们要经常宣传教育学习。不光是要教育人家，自己首先也得武装好自己，所以我们这些工作团的成员进城后，每天都是早晨学习，至少学习一个小时，自学、集体讨论或者是到中山堂听郑天翔他们给我们做报告。那时候每天都要学习的，而且觉得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学习以后真的有收获、真的有提高。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城市工作有许多大家都不熟悉，那时候就是边学习边摸索。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包头的经济开始逐步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开始提高，所以那时候大家的信心都挺足的。
1951年开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郑天翔作了报告。第一次开党代会是在红万字巷那边有一个仓库，我们临时把它改成市委的一个大伙房、大食堂，还有一个大礼堂，就在那儿开会。那时候会上郑天翔就提出来要努力把包头建设成一个新的工业化的城市。等到1952年开第二次党代会的时候，那时已经提出来建设工业基地。那时候有全国的经济工作会议，开会就定了要把包头作为华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所以当时市委领导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我们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做好准备工作。所以郑天翔信里边还说了“包头的发展我们打了基础”。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领导的政治思想水平特高，对中央的许多方针政策理解得很透彻。另外就是政策水平很高，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什么阶段该干什么、该抓什么、重点抓什么、依靠什么，他这个思路非常明确，而且决心也很大，很多工作就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市委那些领导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展的时候经常到店员里面去做工作，发动群众。那时候每次公审大会、镇反大会，都把我们市委机关这里边的同志分散到群众里面去，上边宣布情况是如何如何，下边坐在群众里边的这些市委人员直接听群众的意见是什么，回来以后给领导汇报。我们都是直接可以听到老百姓的说法，工作都做到这一步。在1952年的时候，郑天翔组织市长访问团，市长访问团有我们街道干部的积极分子，有工厂里边的积极分子，总之市长访问团深入到1万多群众里边进行访问，征求意见，对人民政府的意见，对人民政府的要求，征求了人民意见4200多条，就是直接可以听到人民群众的呼声，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我觉得那个时候指导思想很明确，密切联系群众。
回忆郑天翔来包头的时候，从北京来就带着一个纸箱子，纸箱子里面装的是马列、毛主席的原著。所以郑天翔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每天晚上必须干两件事儿。一个是读原著读经典著作，第二个就是他每天晚上都要总结工作，都要自己“照照镜子”，他“照镜子”的时候经常在想哪件事情做得不够好，哪件事情做得不够好，或者是哪一件事情应该冷静一点，有点毛躁了发脾气了，每天晚上都要做，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两件事儿。假如有一天晚上他不学习，第二天他就要补上，而且他就要自己给自己敲警钟，说“这样下去可不行，一定要坚持学习”。所以每天市委大院里边屋子里的灯灭的是最晚的，一点多睡觉他说“今天睡的早了”，市委领导都是白天忙着处理工作，晚上回来就是开市委会。郑天翔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亲自起草讲话。当时干部配备，领导干部是没有秘书的，但是必须有警卫员。没有秘书许多材料他都是自己收集然后自己写的。工作计划、给省委的工作报告，给干部、积极分子等各个方面的形势报告任务都是自己写的。我们最多就是给他抄一抄，这个就算是帮他工作了。我挺受益，就是通过抄写受益的。有时候我给他抄完第一遍，第二遍他就又改了，我又拿过来研究研究，思考思考为什么这样改了，人家本来写得挺好的，为什么又改了，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是说拿过来就抄一抄没事儿了，还是要进行思考琢磨的，读完之后发现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个悟性。
（2016年采访，葛桂林口述）